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 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，合同即成立，不以赠与物的交付为成立要件。故其为非要式法律行为。
案例1-2-3 共同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，显属无效——杨甲等诉杨乙等单方赠与夫妻共同财产无效返还财产案
【案情简介】
原告杨甲等系被告杨乙等之胞弟0 1 992年，原告杨甲从日本向中国汇款1.2亿日元，收敖人为本人。后杨甲来到中国，交给杨乙1.2亿日元。杨乙将该款兑换人民币600万元，于1 993年5月27日购买价值350万元的商品房一套，且花费人民币6万元，
在该房门前建临建房一处。房屋产权证登记产权人为杨乙、王乙。
1993年6月1 2日，杨甲与杨乙签订一份“赠送书”，约定：杨甲赠送杨乙1.2亿日元，便于杨乙在中国购买房地产，房屋所有权归杨乙所有；用此款购买的商品房和开办的某酒楼的所有权，均归杨乙所有，禁止日本亲属参与经营和拍卖9同日杨甲又与杨乙签订一份“权利书”，载明：杨甲、杨乙有权处理家族开办的酒楼，中日亲属无权处理。
数日后，原告杨甲与被告杨乙之长子杨丙签订一份“授权书”：授权杨丙全权行使杨氏酒楼的企业支配权和经营代理权，并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，办理注册等相关事宜。以上文书均有当事人的签名盖章并加按手印，而原告王甲等不在场，事后也未添
加自己的签名盖章于文书上。1993年1 1月27日，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，杨家酒楼成立。
1994年5月，双方为上述财产发生争执。原告向市中院提起诉讼称：我们给付被告的1.2亿日元，是委托被告代购房产、代办企业的费用，被告却以自己的名义购买房产、开办企业。作为其在日本全部财产的1.2亿日元，不是赠与被告的口涉案“赠送
书”系被告利用杨甲不识中国字，以欺骗方式取得，故要求被告返还1.2亿日元。
被告答辩称：1.2亿日元是原告赠与其买房和办企业的费用，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【审理判析】
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：以赠送书为凭，原告给付被告日元1.2亿元的行为，可以认定为赠与。但因该款属于原告杨甲、王甲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故其中0.6亿日元理应属于王甲所有。杨甲未征得王甲的同意，将属于王甲的财产赠送给他人的行为，显属
无效，属于杨甲所有的这部分财产的赠送行为有效。
同时，根据权利书的内容，原告杨甲赠与被告杨乙的这部分财产，杨甲与杨乙具享有同等的份额。故二原告要求被告返还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份额的主张，本院予以支持。判决被告杨乙、王乙返还原告杨甲、王甲人民币450万元。
一审判决后，双方不服，均上诉。
二审法院认为：杨甲将1.2亿日元交给杨乙和王乙，令其购置房屋和办企业，签订了权利书、赠送书、委托书的情况属实。
我国《婚姻法》第1 7条明文规定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，因此，杨甲在未征得财产共有人王甲同意的情况下，擅自处分共有财产,违反我国《婚姻法》的规定，应属无效。杨乙、王乙应将该款返还给杨甲、王甲。考虑到杨乙、王乙在办企业中付出了一定的劳动，对方应该给予适当补偿。
故判决撤销一审法院判决，上诉人杨乙、王乙返还上诉人杨甲、王甲1.2亿日元。上诉人杨甲、王甲给付杨乙、王乙人民币30万元。
【法理研究】
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，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。赠与人进行赠与时，处分的财产必须是自己拥有所有权的财产，否则赠与行为无效。故本案的关键点在于，杨甲对所赠与的财产是否享有处分权？
关于本案的处理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。
第一种观点认为，杨甲的赠与行为合法有效。理由是：杨甲与杨乙签订“赠与书”、“权利书”等文件时，虽然王甲不在场，但是王甲也未提出反对意见，应视为王甲默示同意。且赠与行为是实践性行为，赠与标的物巳然给付时，赠与行为即告成立。
第二种观点认为，杨甲的赠与行为部分有效，被告仅对属于王甲的财产份额负担返还义务。理由是：1.2亿日元属于原告夫妻共同财产，杨甲擅自处分其妻子的份额的行为无效，但是杨甲处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份额是有效的。
一审法院采纳了第二种观点。
第三种观点认为，杨甲的赠与行为无效，被告对1.2亿日元需金额返还给原告。理由是：1.2亿日元作为原告夫妻共同财产，属于双方共同共有，杨甲未经王甲授权，擅自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当属无效。
二审法院采纳了第三种观点。
依据民法原理的“共同共有”理论，共同共有入之权利及于共有财产的全部，而非仅对自己的那部分份额享有权利，任何共同共有入的份额仅在权利分割时才得以主张。任何共同共有人不得擅自处分共同共有财产，既不得单方处分全部共同共有财产，
亦不得单方处分自己在共同共有财产中的份额。故本案中杨甲擅自处分共同共有财产的行为，应为无效。第三种观点，值得赞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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